体育资讯10月13日讯 前英格兰国脚保罗-加斯科因撰文，回顾了他非凡的职业生涯、与世界巨星的趣闻以及1990年世界杯如何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加斯科因自述

作为一名世界级球员，我的一生中充满了许多惊喜，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88年纽卡斯尔对阵温布尔登的比赛中，维尼-琼斯抓住了我的私处。我很高兴地说，维尼和我最终成为了好朋友，我们还会一起去钓鱼。但我必须承认，那次袭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为没人看到，因为当时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与我们无关的任意球上，但摄影师们却拍了个痛快。

人们至今还在问：“他真的抓了你的蛋蛋吗？”我只能说：“开玩笑吧？你没看见我的表情吗？我当时在尖叫！”

回首往事，我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惊喜，但没有什么比我在拉齐奥第二个赛季时接到的那个电话更让我吃惊了。我是在1992年加盟这支意大利球队的。

有一天，我正在罗马的训练场上努力训练，教练迪诺-佐夫把我拉到一边，说有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打来电话。

“是谁？”我问。

“教皇。”他说。

“我靠，”我想，“没人比教皇更重要了。”

我走进佐夫的办公室，拿起电话。“教皇，还好吧？”我问道。

我想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他明确表示想见我。原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小时候在波兰当过门将，并且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见过杰克-查尔顿率领的爱尔兰队。

到了拜访梵蒂冈的时候，因为训练超时，我晚了五分钟，错过了与教皇的会面。但至少和我住在一起的妈妈、爸爸和妹妹安娜见到了他。当我最终到达时，他的红衣主教赠予我一枚巨大的金质奖章。我感到万分荣幸。

我在盖茨黑德的排屋街道上长大，与纽卡斯尔联队的主场圣詹姆斯公园仅一河之隔。即便还是个孩子，我也是个自大的混蛋。

是纽卡斯尔给了我第一份职业合同，当时我只有18岁，此前我已在那里当了两年的学徒。

在那些早期日子里，我坚信自己会取得巨大成功，事实也证明了我是对的。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我从未失去对自己天赋的早期信念。时至今日，我仍然相信足球世界里没人比我更强——我是世界最佳。

但有时候，当与一些足球巨星面对面时，我还是会激动得不知所措。

1985/86赛季，曼联来到圣詹姆斯公园，我的偶像布莱恩-罗布森罚入点球，帮助他们以4-2击败我们，我无法掩饰我的钦佩之情。当他跑回中圈准备重新开球时，我告诉他：“布莱恩，点球罚得真棒！”

我很快就成为了足坛最炙手可热的球员，全国每家俱乐部都想要我，尽管我在场下有些愚蠢的滑稽行为。

我的犯罪伙伴常常是我最好的朋友吉米-加德纳，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吉米五肚腩”，因为他和我一样高，但体重比我重了大概30英石（约190公斤）。

我第一次惹上警察的麻烦是吉米说服我开我的迷你车载几个女孩回家，尽管我当时还没拿到驾照。结果我撞倒了一个正在过马路的家伙。我停下车，冲过去，看到他还在动。但接着我惊慌失措，直接开车跑了。我当时肯定脑子不清醒，而且也害怕被纽卡斯尔联队找麻烦。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但我拿了一根斯诺克球杆，砸碎了自己车子的窗户，想假装是别人开的车。但这招在警察找到我时没能蒙混过关。

我和吉米因此事上了法庭。我们被罚了款，驾照也被记了分，尽管我当时还没有驾照。但最糟糕的是，我被纽卡斯尔联队主席戈登-麦基格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你就滚蛋。”他告诉我。但他们很难解雇我，尤其是有俱乐部传奇杰基-米尔本在电视上对我赞不绝口。

“我想，我已经有大概35年没见过像这个小伙子一样出色的孩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的技术。”他说，“他拥有一切，一切。他鹤立鸡群。没人能阻止他，他是世界最佳。”

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只是“哇”了一声。我无法相信像杰基这样特别的人物会如此高度评价我。

1988年9月，当时我已经转会到了热刺，在对阵丹麦的友谊赛中，我首次代表英格兰队出场。1989年4月，我为国家队打进了我的第一个进球，帮助我们在温布利5-0大胜阿尔巴尼亚。

球迷们唱着我的名字回家，解说员称我为未来的明星，但英格兰主教练博比-罗布森并没有分享他们的热情，因为我当时太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完全忘记了他的战术指令，像个在操场上的小学生一样追着球跑。

幸运的是，我表现得不错，助攻克里斯-瓦德尔打入第四球，然后自己也在禁区内破门。

鲍比赛后痛斥了我，并告诉媒体我们需要两个球——“一个给加斯科因，另一个给球队其他人用。”但他说话时眼中带着笑意，并且也称我为“一个早熟而罕见的天才”，所以我内心深处知道他其实很享受我的表现。

进入英格兰队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当我入选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大名单时，我欣喜若狂。

在整个赛事中，我都是主力球员，我在大赛舞台上感到如鱼得水。那些赫赫有名的巨星丝毫没有让我感到畏惧。当英格兰对阵荷兰时，我拉了中场球员路德-古利特的长发辫，还问后卫罗纳德-科曼他挣多少钱。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愚蠢的乔迪人（纽卡斯尔地区人的昵称）根本不在乎得罪超级巨星，但那就是我。更重要的是，我是场上最出色的球员，而且我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我的问题是我永远无法放松，尤其是在大赛前，我讨厌独处，哪怕只有五分钟。在世界杯期间情况非常糟糕，以至于球员们排了个班，轮流花半小时陪我。我会和克里斯-瓦德尔打网球，加里-莱因克尔会带我出去玩脚踏船，然后我会和彼得-比尔兹利打一场乒乓球。

到我们半决赛对阵德国时，我感觉自己和最好的朋友们玩得非常尽兴，在某种程度上，我想我意识到人生不会比这更美好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半决赛对阵德国的比赛中，当我因被认为对后卫托马斯-贝特霍尔德犯规而吃到黄牌时，我的情绪瞬间爆发了。

我在那届赛事早些时候对阵比利时时已经吃到过一张黄牌，所以这意味着如果球队能进决赛，我将因停赛而无法上场。

我站在球场上，心碎欲绝，人群在咆哮，加里-莱因克尔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我转过身去，伤心得说不出话来。

我的下唇在颤抖，我就是控制不住。我开始哭泣，但我设法在比赛剩余时间里振作起来，结果我们却在点球大战中出局，那一刻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尽管结局如此，我将永远把1990年世界杯视为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期之一。不仅仅是足球，更是在异国他乡，和所有朋友一起欢笑的感觉。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我的人生从此永远地改变了。

考虑到我们甚至没有进入决赛，当我们降落在卢顿时，我并没期望会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但我们抵达时，现场大约有30万球迷，他们都在高喊：“加扎！加扎！加扎！”我们跳上了一辆巡游巴士，在卢顿的街道上，球迷们为我们欢呼——那是一次无与伦比的经历。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哭泣的画面在英格兰被一遍又一遍地重播，我已经俘获了全国人民的心。

我记得世界杯后不久去巴巴多斯度假，敬畏地看着布里奇顿的一些小屋。住在里面的人在墙上涂写着“加扎！”和“我们爱加扎！”。

回到家，公众对我趋之若鹜，我在所有酒吧里都被围堵，还获赠免费香槟，钱也滚滚而来。我被邀请代言各种商品，包括午餐盒、地毯、T恤和钥匙扣。

我为商店开业剪彩，只需在那里待20分钟就能赚到高达1.5万英镑，我还拍了很多广告，包括麦当劳、沃克薯片和阿迪达斯。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无论是什么广告，制作人都希望我哭得稀里哗啦。

我不在乎，因为这些报酬非常丰厚。人们对我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妈妈和安娜成立了一个粉丝俱乐部，销售加扎徽章等商品，并处理我收到的海量粉丝邮件。

女孩们会寄来穿过的私物，但这对我妈妈来说太过分了。一个家伙寄来一封信，她打开并读了。他写道：“我知道你住在哪里。”

我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儿子，我再也干不了这个了。”我不能怪她。

她们需要处理的信件数量简直是天文数字——桌子旁边总是有两三个装满邮件的黑色垃圾袋等着整理。

“加扎狂天热”以及它带来的财富，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让我能够用礼物“轰炸”我的家人，而且越慷慨越好。这些年来，我给他们买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珠宝、名牌服装、给孩子们的自行车——我甚至给我爸爸买了一艘船、一辆房车和天知道多少辆汽车。

我爸爸对车非常着迷，我想我总共给他买了大约82辆。一年三次——父亲节、他的生日和圣诞节——我都会收到一张新的账单。他在2018年去世前的最后一辆车是一辆价值7.5万英镑的宝马。

当账单寄到时，我吓了一跳。

“这是我的父亲节礼物。”他告诉我。

“哦，天哪。”我说，但我其实并不介意，我只是想帮助他，他为我付出了太多。

世界杯后我获得的惊人名声也让女人们对我投怀送抱。我会看到报纸头条写着“我与加扎的激情之夜！”，女孩们在报道中谈论我在床上有多棒，并给我打了十分。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那个姑娘。”我心想，但当自己被描绘得如此正面时，也确实很难介意。